好牛配资沈逸：台湾学者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意义，避免三种认知陷阱

编者按：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其泽博士关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连续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热烈讨论，每篇文章都有近千条留言。有资深大陆学者评价，这次民间讨论是两岸首次。有网友留言，“怎么突然有一种正在亲身参与重大历史事件，类似小球转动大球的感觉？”“我认为李教授的文章为两岸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民间交流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为未来两岸统一的进程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国两制”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两岸始终未能对两制方案内容展开深入探讨。李其泽教授的观点姑且不论，其能在台湾当下的绿色铁幕下，率先讨论，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勇气可嘉。这个话题在两岸民间关键要谈起来。复旦大学沈逸教授昨天来稿对李其泽博士文章进行回应。这是两岸读者来信之十四，全文如下：

见证历史的一场讨论

这几天，我认真读了李其泽教授围绕“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连续写下的三篇文章，也看了正当石公众号上大陆和台湾读者之间相当热烈的讨论。

坦率地说，读到后来，我越来越觉得，我正在见证历史，这件事情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其中任何一项具体制度设计是否成熟、某一种法律构想是否可行。

正当石从8月19日开始公开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随后收到来自两岸读者的大量来信。李教授以台湾学者身份主动投稿，系统提出自己的制度设想。文章刊发后评论区很快出现近千条留言，并被台湾媒体转载，引发岛内读者继续讨论。

平台转引的一位台湾读者说，过去几乎没有见过台湾有人如此认真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制度安排，即便对其中不少主张并不赞同，仍然乐见有人愿意进入这个“超级深水区”。这句话其实很有分量，因为它准确指出了这次讨论真正值得重视的地方，也是我认为是在见证历史的原因所在。

走进“深水区”的勇气

与多数大陆网民习惯性认为的不同，在今天的台湾社会，公开讨论“一国两制”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甚至可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几十年来，由于两岸长期分离、岛内政治结构持续变化，加之围绕香港问题形成的特定政治叙事，“一国两制”在台湾公共舆论场中早已不仅是一个制度概念，还附着了相当浓厚的政治情绪。对于不少台湾民众而言，看到这四个字时，讨论往往尚未开始，结论已经先行形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换位思考，李其泽教授愿意暂时搁置这种高度情绪化的反应，真正进入主权、自治、民主制度、司法终审、国家安全、财政货币、军队安排以及履约机制等具体问题，已经迈出了难得的一步。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他在第一篇文章中明确承认，如果要进入制度推演，就必须首先面对一个中国、国家主权归一、台湾不再保留另一套主权国家地位、不得拥有联合国国家席位和外国驻军等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再讨论台湾社会希望保留哪些制度安排，这种思路至少已经从抽象拒绝进入了具体讨论。

正当石在刊发文章时也特别说明，平台并不意味着接受其中全部观点，但台湾学者愿意围绕统一的具体制度安排提出意见，展开讨论，这种动作本身，在当下这个具体的场景，本身就值得高度肯定。

在批评中修正的良性互动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发表以后引发的连锁反应。第一篇文章提出“中央权力正面列举，未列举权力归台湾”，这一表述很快引起大陆读者的集中质疑，因为它容易形成一种印象，仿佛台湾先天然拥有一套完整的原生权力，然后再将其中一部分交由中央行使。

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展开，国家主权归一在制度结构中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宪制关系又应当如何理解，自然都会出现问题。面对这些批评，李教授在第二篇回应中作出了相当重要的修正，明确承认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台湾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必须来源于国家宪法和全国人大的授权，不能把台湾描述成拥有与中央并列的原生主权。

同样，第一篇文章对于“可信承诺”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大陆方面未来是否可能改变台湾自治安排。大陆读者随后提出，台湾方面同样存在利用高度自治拖延统一、重新引入外部力量、或者在政党轮替以后否定既有统一安排的可能。李教授也接受了这个问题，并在后续文章中提出“可信承诺必须是双向的”，明确写入台湾不得推动法理分离、不得加入外国军事同盟、不得接受外国军事指挥，并且需要承担国家安全立法和按期履约等责任。

到了第三篇篇幅更长、结构更加完整的文章中，这些修正已经被吸收到整体论证框架之内。李教授进一步明确，台湾自治权的法源来自中国宪法和全国人大，中央对于国家安全与整体国防承担最终责任，台湾方面则必须承担反分离、反外国军事介入以及相应的国家安全义务。

从学术讨论的角度看，这种变化其实十分可贵。一个学者提出自己的判断，面对不同意见以后愿意重新检查论证，承认原有表述中的问题，再根据新的批评对自己的框架作出修正，这本来就是严肃讨论应有的状态，同时也是当下难能可贵的一种良性互动。一个台湾学者愿意把自己的构想放到大陆社会面前接受公开检验，再根据大陆读者的意见继续修改，这种互动的形成，本身就已经具有某种更加深远和重要的象征意义。

一场创造性的民间对话实验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正当石公众号推动的这次探索，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创造性的民间对话实验。过去两岸之间关于终局安排的讨论，长期存在一个颇为尴尬的现象：大陆谈统一时，台湾社会往往首先讨论要不要谈；台湾讨论大陆政策时，又容易把大陆想象成一个高度抽象的政治符号。双方都在讨论对方，却很少真正面对对方。

正当石这次讨论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台湾学者把自己的真实疑虑和制度要求写出来，大陆读者也把自己的理解、底线和不满直接表达出来，双方不再依赖政治人物或者媒体替彼此进行转述。没有正式谈判的仪式，也没有外交辞令的层层包装，问题就这样被一件一件摆到桌面上。

自治权从哪里来，国家安全究竟由谁负责，统一以后军队如何安排，司法终审如何理解，中央权力和地方自治怎样配置，台湾可以保留多少国际功能，这些过去往往被口号覆盖的问题，开始真正进入讨论。如果这种讨论能够持续下去，并逐渐进入台湾的大学、媒体、网络社区乃至普通人的日常交流，它对两岸关系的意义可能会比一两篇文章本身更加长远。

从利益层面进入认知层面

当然，肯定这种讨论方式，并不意味着我认同李教授文章中的具体内容以及相关的判断。事实上，从大陆国际关系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其中依然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有些属于制度技术问题，有些则涉及更深层的对历史和现实力量比的认知问题。考虑到两岸社会几十年来不同的成长环境、政治经验和知识结构，这些差异的存在，并不令人意外。真正值得研究的，是这些差异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两岸关系发展到今天，对两岸关系的思考，必须要从利益层面进入认知层面。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强调经贸合作、人员往来、投资就业、旅游交流，希望通过不断增加现实利益，逐渐扩大两岸共同利益基础，“自然达成”统一的结局。

毫无疑问，这些工作仍然是重要，但今天越来越明显的新挑战和新问题是，一个人即使从两岸经贸合作中获得现实利益，只要他仍然相信台湾可以无限期维持现状，相信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为台湾承担无限成本，相信大陆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不会真正解决台湾问题，那么其政治判断仍然很难发生根本变化。利益可以改变生活，认知却往往决定政治选择。

这也意味着，未来两岸工作在继续重视物质利益的同时，需要更加重视如何推进认知结构的变化。大陆需要让台湾社会真正理解今天的大陆，也需要理解台湾社会真实存在的疑虑。过去一些工作容易形成两个相对固定的声音，一个强调交流、融合与利益，一个强调威慑、法律和反“台独”。这两种声音各有其必要性，但一个成熟的国家统一战略显然需要更加丰富的工具体系。

面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政治经历和不同知识背景的人群，需要有更加细致的沟通方式，也需要能够在不同情势下进行调整。就像一套完整的乐器，既需要细腻的弦乐，也需要清晰有力的铜管；既需要日常交流中缓慢积累的理解，也需要在关键时刻能够穿透噪音、明确方向的号角。国家统一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力量，也需要耐心，需要原则，也需要充分的政策弹性和沟通能力。

双向的压力测试

李教授的文章在这个意义上还有第二层价值，因为它比较集中地呈现了台湾部分知识界今天理解统一问题时所使用的认知框架。第一篇文章将自己的制度推演称为“条件式压力测试”，其基本思路是，台湾先提出希望最大限度保留的制度和权利，然后观察北京愿意接受多少，并据此判断大陆的诚意和方案的可信度。文章甚至提出，如果北京连台湾“最大限度的自治保障”都不愿意接受，那么这一方案对台湾来说就缺乏可信度。

从台湾长期形成的政治心理来看，这样的提问方式可以理解，因为台湾社会已经习惯于把自己放在一个需要防范大陆的政治位置上，自然首先关心大陆能够提供什么、承诺什么、以及愿意将自身权力约束到什么程度。但如果讨论真正进入统一问题，这种压力测试显然也应当具有另一面，也就是双向进行的检验。台湾当然可以检验大陆的制度诚意，大陆社会同样有理由检验台湾是否真正接受国家统一，是否准备承担统一后的国家义务，是否愿意在国家安全、国防、外交以及国家认同等领域接受相应的制度变化。

这里涉及一个国际关系研究中非常朴素、同时也经常被政治讨论忽略的问题，即如何处理“实然”与“应然”的关系。任何行为体都有权讨论自己认为理想的制度安排，台湾民众当然可以表达自己希望保留什么制度，希望得到怎样的安全保障，也可以讨论统一以后生活方式发生多大变化。大陆社会同样有权讨论统一以后国家安全、中央权威、国家认同和整体治理应当达到怎样的状态。这些都属于规范层面的讨论。

然而，这类政治设计相关的讨论与互动，从来无法悬浮在物质世界之外。两岸力量差距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大陆的综合国力和国家能力处于怎样的水平，美国究竟愿意为了所谓的台湾政策承担多大的现实成本，外部力量能够介入到什么程度，台湾自身又能够承受多大的军事、经济和政治风险，这些同样构成任何制度方案无法绕开的现实基础。对一个研究国际关系的人来说，首先要避免的最大的误区，就是避免陷入“一厢情愿”的认知陷阱，即只聚焦讨论自己希望出现的结果，却逐渐失去对决定结果的真实力量结构的感知。

力量变化下的时间窗口

台湾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客观，而非主观的，历史进程的产物。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到1840年以来，其形成与近代中国的衰弱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近代以来，中国在列强压力下不断失去主权和领土，台湾经历被割让给日本，以及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光复；1949年以后两岸长期政治对立，加之美军进驻台湾海峡，两岸关系逐渐在客观上被纳入冷战和美国西太平洋战略的整体框架之中。

此后七十多年，两岸关系不断发生变化，从早期军事对峙，到1979年以后大陆逐渐把工作重点转向和平统一，从1987年两岸恢复民间往来，到后来两岸协商机制形成，再到2008年以后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时期，随后又在2016年以后重新陷入政治互信下降的局面。2019年大陆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以后，统一问题也开始逐渐从原则性表述进入更加具体的制度讨论。在这条长期历史曲线背后，一个始终存在并不断增强的变量，就是中国大陆综合实力和国家能力的增长。这种变化，有机会可以仔细聊一聊。

很显然的是，从认知角度来说，到了2026年，如果仍然用1990年代甚至2000年代初期的力量结构来理解台湾的未来，就很容易出现战略性的错误判断。今天的国际体系正在经历深刻调整，美国维持全球霸权所需要承担的成本不断上升，俄乌冲突、中东局势以及美国与伊朗之间反复出现的较量，都再次说明，国际政治在很多关键问题上仍然受到力量、风险、成本和意志的深刻约束。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在经济规模、工业体系、科技能力、军事实力以及全球影响力等方面，与几十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李教授在最新文章中也已经承认，两岸实力变化会改变谈判的议价范围。我认为，这个判断非常重要，值得深入讨论。军事力量当然不能自动解决统一以后复杂的治理问题，国家统一最终仍然需要考虑社会稳定、经济恢复、制度衔接以及台湾民众的真实感受，但同样需要看到，力量虽然不能直接给出制度方案，却会不断改变各种方案的现实边界。所以，真正重要的结论，应该是台湾要抓紧时间，做出正确的选择。

避免三种认知陷阱

因此，对今天的台湾社会而言，我觉得特别需要避免几种容易出现的认知倾向。第一是刻舟求剑，用过去的两岸力量结构理解今天和未来；第二是一厢情愿，把希望美国一定介入、希望大陆长期等待、希望现状可以无限延续直接当作稳定的战略事实；第三是君子可以欺之以方，把大陆坚持和平统一、愿意照顾台湾现实情况和台湾同胞利益的政策善意，理解为大陆需要为了取得一个“一国”的形式不断追加条件，台湾则可以天然具备无限制“漫天要价”，或者，用馆长的话来说，“白嫖”，的权利。

真正的统一谈判必然涉及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大陆需要认真思考台湾社会可以保留什么，台湾社会也需要认真思考国家统一意味着自己必须承担什么，要理解时局变动之后，台湾真正要价边界，会发生哪些变化。只有当这两个问题同时进入讨论，两岸围绕“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对话才会逐渐接近真实的政治问题。

李敖先生生前谈到台湾前途时，曾经表达过一个很值得台湾社会重新思考的意思，台湾的命运牵涉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命运，很难只由岛内一部分人的偏好单独决定。这句话之所以值得今天重新回味，在于台湾问题从来都不仅涉及两千多万台湾同胞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涉及十四亿中国人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和历史情感。

任何希望长期稳定运行的统一方案，都必须把这两部分现实放在同一个政治方程式中加以考虑。如果一个方案只讨论台湾是否愿意，却很少考虑大陆社会是否能够接受，它很难稳定；如果只强调大陆需要提供多少制度保障，却回避台湾统一以后必须承担的国家责任，同样很难形成真正的政治共同体。和平统一真正困难的地方，就在于如何在国家统一这个基本前提下，重新安排双方的权利、责任、安全感和制度边界。

一个值得珍惜的开始

也正因为如此，让我感到积极的变化，是李教授的文章从第一篇到第三篇所呈现出来的变化。从最初较为明显的单向“压力测试”，到后来承认台湾自治权来源于国家，再到补入台湾方面反分离、反外部军事介入和国家安全义务，最终形成所谓“双向可信承诺”的分析框架，这个过程本身已经证明，如果真正有诚意，那么两岸之间真正有内容的互动讨论是能够产生效果的。

如果越来越多台湾学者愿意把真实想法写出来，也有越来越多大陆读者能够在事实和逻辑基础上认真回应，那么双方至少有机会逐渐减少对于彼此的错误认知，开始面对一个更加真实的对方，这对于推进两岸关系朝着统一方向积极演进，是非常重要且具有正面影响的。

这篇回应其实并不是很容易写，所以在写的过程中，我先重新看了一遍《大决战》中的《平津战役》，随后又翻了翻《制胜》系列，接着看了一些美国与伊朗最近有来有回的战略博弈。写到一半时，手机又恰好推送了韩剧《铁拳教师》的片段。这些内容放在一起，倒意外构成了一种很有当下时代气息的思考场景。《平津战役》让人重新体会，当力量关系发生变化以后，政治选择的空间会怎样随之变化；《制胜》让人看到现代国家能力已经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博弈再次提醒我们，国际政治始终离不开力量、意志、成本与妥协；至于那部韩剧，实话说，非常解压，很有助于提升写作效率。

两岸关系当然事关宏大的政治命题，但无论政治多么宏大，东西方的思考都得出了近似的结论，最终政治仍然要回到作为整体且真实存在的人的生活、尊严和安全感之中。台湾问题其实也是如此，它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既受到力量结构的约束，也必须认真面对两岸民众的真实感受；它需要实力，也需要智慧，需要原则，也需要耐心和足够丰富的政策工具。

所以，对正当石正在进行的这场讨论，我愿意抱有期待。李其泽教授的具体观点还可以继续讨论，有些地方需要进一步辨析，有些地方我也会明确提出不同意见，但这些并不妨碍我首先肯定他愿意进入讨论这个动作的本身。一个台湾学者愿意认真谈统一，愿意把抽象口号转换成具体制度问题，愿意在大陆读者的批评中重新思考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一个值得珍惜的开始。两岸之间未来当然还会有很多争论，甚至会有非常尖锐的分歧和矛盾，但真正值得担心的从来都不是有分歧，而是彼此失去讨论问题的能力，各自在自己的舆论环境中不断想象对方。今天，至少有人愿意坐下来，把这个问题真正谈起来了，这对于当下的两岸来说，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好苗头。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来源：正当石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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